说起“印第安人掳走白人女性”股易配，很多人脑海里马上浮现出一幅画面：火把、尖叫、绑架、篝火边的挣扎、残忍和野蛮。
这种想象太熟了——熟得像是老电影看过一百遍。但问题来了：真相真的是这样吗？
玛丽·罗兰森在1676年被俘，活着回来了，写了一本书，句句没说自己被折磨，却让印第安人一夜之间变成了“魔鬼代言人”。
从那以后，“女性被掳”成了白人社会的政治工具，印第安人的真实面目再没人关心。
她没死、也没疯，却成了文明的“烈士”1676年2月10日，马萨诸塞兰卡斯特镇遭到印第安部落的袭击。纳拉甘西特人与尼皮马克人联手进攻，掳走了24位定居者，其中就包括玛丽·罗兰森。她是一位清教徒牧师的妻子，也是当时殖民地上层的典型女性。
玛丽的三个孩子一起被带走。她的六岁女儿在逃亡途中因伤去世，其余两人则分给了不同的部落。玛丽自己则被安排给一位部落首领家庭，每天要干缝衣、煮饭等活计。
展开剩余81%听上去像奴役？但其实并不完全是那么回事。
玛丽在11周的被俘期间，有食物，有居所，还被允许照顾自己的孩子。她并未遭受肢体虐待，也没有被当众羞辱。
在穿越荒野的旅途中股易配，她亲眼看到印第安人之间的分工、家庭的协作，以及一套熟练的生存机制。
最终，她被以20英镑赎回。这个价格，在当时并不算高，说明她在整个过程中其实被“当作资源”管理，而非“当作敌人”残害。
那印第安人为什么要掳人？第一是谈判筹码，第二是补充家庭成员，第三是获取劳动力。
印第安人常因战事、瘟疫失去族人，掳来的白人女性有时被纳入家庭，有时用于交换，甚至有人最后选择留在部落，不再返回殖民社会。
但故事的转折不在当时，而在玛丽获释之后。
她回到兰卡斯特，开始写书。写她的饥饿、恐惧、祷告、挣扎，写自己如何靠“上帝之恩”撑过印第安人的“野蛮对待”。书名很长，但主题明确：这是一个“清教女性”的受难记。
可讽刺的是，她在文中没有明确提到自己被伤害，也没讲印第安人如何虐待她。她只是不断强化一个主题——这是“文明遭遇野蛮”的过程。
故事开始变形了。
一本书，就能把整族人写成魔鬼玛丽的书名叫《一个上帝之仆人妇人的囚掳记》。出版之后，风靡北美殖民地。这是北美历史上第一部由女性撰写的囚掳叙事，也成了清教徒信仰的象征文本。
这本书的真正魔力，在于它把印第安人集体“标签化”了。他们在文中不再是具体的人股易配，而是股易配“恶的象征”、“反上帝的力量”、“文明秩序的破坏者”。而玛丽，成了“在野蛮中守住信仰”的道德标杆。
金莉教授指出，罗兰森的文本是一种“宗教化改写”，删去了实际交往的复杂性，强调苦难与救赎。白人女性被俘，必须苦、必须怕、必须回归，然后升华。
玛丽之后，大量“女性被俘”故事开始涌现。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，有至少数十种类似叙述在北美出版。故事模式大同小异：印第安人袭村，女人被掳，遭难，祈祷，重返文明。
这些故事中，“印第安人”不是人，是敌人；“白人女性”不是个体，是符号。
而更关键的是，这些文本被迅速政治化。在讲坛上，它们被当作清教徒坚持信仰的例证；在教材里，它们变成“民族苦难”的记忆；在边境上，它们是“西进运动”的动员口号。
这些故事把印第安人塑造成了“必须防范和征服的他者”。一旦这个形象被固定，后续的掠夺、战争、驱赶、屠杀，全都能找到“情感理由”。
印第安社会真实存在的多样性、复杂性、交往性，统统被抹平。他们在故事中变成了“恶魔剧本”的固定角色，永远只能演坏人。
而最初的玛丽·罗兰森，只是被抓了，被带走了，吃了点苦，然后活着回来了。
她的痛苦被用来吓唬别人，更是为了动员自己人玛丽的书出版于1677年，正是清教社会与印第安人冲突最激烈的时候。那时北美还没建国，殖民地之间正在争边界、抢资源、扩人口。边境不稳，民心浮动，战争舆论必须有载体。
于是，一个牧师的妻子被俘的故事，就成了理想选择。
而这类囚掳叙事“更多是讲给自己人听的”。目的不是求真，而是制造共识、统一敌意、推进殖民行动。
1812年美英战争、1830年代印第安人迁徙法案、甚至内战前的边疆叙述，都反复引用这些“白人女性受难记”。每当国家要动员，故事就被拿出来讲一遍，讲到人民“必须相信”：敌人很坏，我们必须行动。
故事中的白人女性，已经从“具体人”变成“文明化身”；印第安人，则彻底失去了具体面孔，成了“永恒对手”。叙述主导权牢牢握在白人手中，他们说谁野蛮，谁就必须野蛮下去。
这一切，并非出自真相，而是出自讲述者的需要。
而当她回到原来的世界，那段经历就被换了“剧本”——成了一种叙事资产，一种政治工具。
所以真正需要被追问的，不是印第安人对白人女性做了什么，而是，谁把别人的真实生活改写成自己叙事的武器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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